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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之路,回到原点?

导读:欧元之路,回到原点?,编者按:本文是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经济金融系高级讲师扬·菲德尔穆茨(Jan Fidrmuc)博士写给本刊的专稿,由外交学院王微翻译。什么危机?当前,无论是政治家、媒体还是欧洲公众,都在公开议论欧元区一些国家面临公共债务违约、脱离欧元区甚至两种情况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让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外围成员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主权债务违约或退出欧元区是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引起这些国家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相似的: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期,它们的公共债务余额数量惊人。但是,导致它们巨额债务

编者按:本文是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经济金融系高级讲师扬·菲德尔穆茨(Jan Fidrmuc)博士写给本刊的专稿,由外交学院王微翻译。

什么危机?

当前,无论是政治家、媒体还是欧洲公众,都在公开议论欧元区一些国家面临公共债务违约、脱离欧元区甚至两种情况同时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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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让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外围成员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主权债务违约或退出欧元区是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引起这些国家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相似的: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期,它们的公共债务余额数量惊人。但是,导致它们巨额债务的根本原因各不相同。

在希腊,问题在于政府开支的无节制。欧元问世后,欧元区国家的利率趋同,使过度的财政支出更为容易。导致这些外围国家利率下降,借贷成本降低。在爱尔兰,政府的财政政策相对稳健,老百姓和银行业却因房价的不断上扬而兴奋异常。欧元区的低利率也对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楼市崩溃,爱尔兰银行业将处于破产的边缘。爱尔兰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对住房贷款进行了担保,并最终接管了银行的不良贷款。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况介于希腊和爱尔兰之间:葡萄牙与希腊更相似,西班牙与爱尔兰差不多。

债务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自我实现特征。一旦投资者不再相信某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则要么不再提供贷款,要么提高新增贷款的利率。无法获得资金和无法偿还过高的利息费用都加大了政府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使得投资者更加不愿意提供贷款,进而陷入恶性循环。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最终违约成为痛苦稍少的次优选择。例如,在1999~2002年的外汇和债务危机中,阿根廷就选择了违约。

截至目前,欧元区不愿承认正面临一场大规模债务危机,试图用大量的资金挽救这些处于破产边缘的国家。它们这样做不只是出于团结和利他主义: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如果一个国家被允许破产,市场会预期其他国家也将破产。此外,危机将并不仅限于上面提到的四个外围成员国,意大利或比利时很可能是下一个。在欧盟范围内,这两个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低于希腊。

截至目前,对希腊和爱尔兰的救助计划虽然在政治上颇有争议,但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欧元区成员国的同意(斯洛伐克除外)。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西班牙经济总量太大,无法进行援助。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早期对希腊和爱尔兰的救助可能只会延迟欧元的垮台,而无法阻止欧元的崩溃。

寻求退出

如果欧元区分崩离析,欧元是将完全消失,还是只有部分国家退出(或者被驱逐出)这个共同货币区?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欧元完全消失的成本巨大,容易引起不稳定,而且实际操作相当复杂——在16个欧元流通国家进行货币替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也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希腊和其他一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离开欧元区,并恢复使用原有的货币。欧元将继续保留,并在余下的国家中流通。另一个稍不现实的可能是,德国与其他几个国家(如奥地利、荷兰)退出欧元区,然后建立一个全新的改良货币联盟,并将现有欧元留给剩下国家。无论选择哪种方案,成败的关键在于,必须在大众达成欧元将崩溃的一致预期前开展退出计划。因为,如果大家都预期希腊将退出欧元区,国际投资者和希腊人会将资金从希腊的银行转移到安全的“避风港”,如德国。事实上,它们很有可能会申请巨额的欧元贷款,然后将其存放在安全的地方。这样就能使其退出欧元区,并在该国新使用的货币贬值中进行套利。这就是修正的格雷欣法则:人们想持有用良币(欧元)计值的资产,持有弱币计值的负债。

对于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来说,退出欧元区的好处将是巨大的。退出后,这些国家可以对新币进行贬值,以此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振兴本国经济。经济的加速发展将使它们能够在不大幅增税和削减政府开支的情况下减少赤字。只要本国法律允许,它们的债务还可以用新的货币重新标价。一旦货币贬值,其债务的欧元价值会下降。本国的投资者不会受到伤害,但国外投资者在该国没有正式宣布债务违约的情况下,将承受与其贬值幅度相同的资产缩水。

余下的欧元区国家也将从中获益:它们省下了援助这些破产边缘国家的财政支出,获得了一个规模更小、更强健且更不容易发生危机的货币联盟。

团结则生,分裂则衰

欧元区目前的问题可以用罗伯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美国经济评论》,1961年)清楚地进行解释。蒙代尔认为,共同货币是面临对称冲击,或具备有效机制化解非对称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最优选择。核心的欧元区经济体高度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这个定义:因为贸易、资本和人口流动,使危机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相似,且更容易外溢到其他国家。但是,这些条件对欧元区外围国家并不适用。

那么,最优货币区定义的第二部分提到的调整机制是什么?蒙代尔认为,在欧洲,劳动力的流动率非常低,跨国界的劳动力流动率更低。因此,另一种调整机制是财政转移支付:欧盟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转移支付联盟,这也是德国近来所担忧的。欧盟和美国有着天壤之别——不仅美国比欧洲的人口流动性更大,联邦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工具干预各州的财政,更重要的是,在危机时期,没有人对联邦政府的做法提出质疑。相比之下,在欧洲,欧元区国家是否愿意继续帮助它们有困难的伙伴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除了国际比较,从欧洲不长的历史中仍然可以找到相关的教训。欧洲货币联盟并不是欧洲在货币一体化道路上的第一次尝试。以前的尝试还包括拉丁货币联盟(1865年,由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成立)和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1873年,由瑞典、丹麦和挪威成立)。这两种尝试都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宣告失败。本杰明·科恩(《欧洲货币联盟之外: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与政治》,1993年)分析了这两个案例。结论是,国际政治比经济对货币联盟稳定性的影响更大,以前两次尝试的失败是因为参与各国没有“同命运、共患难”的意愿。这一教训对解决现在的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且不论救助究竟划不划算,只要欧元区一些国家想要甚至仅是考虑放弃救助,现在的“欧元区”将注定走向灭亡。

不要恐慌

除了缺乏政治承诺,还有一个因素证明,放任此次债务危机自由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无论是财政或外汇危机,都是由不可持续的政策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但要废除这些政策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我们可能都赞同预算赤字过大,但怎样才能削减赤字?是削减国防开支、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公务员工资还是退休金?是应该统一提高所得税税率,还是仅提高高收入者或是低收入者的税率?抑或是提高增值税税率?希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处于债务违约和破产的边缘已一年有余,但这个国家每隔几周仍会因为那些反对紧缩财政方案的大罢工而陷入瘫痪。公务员不想接受较低的工资,卡车司机对燃油消费税提高和法规变化导致新公司进入市场门槛变低,进而压低其运价而感到愤怒,退休人员和学生都因为政府不如从前慷慨而感到不满。更让希腊全民都“火冒三丈”的是,德国一家报纸曾经调侃地建议:希腊人应该出售一些岛屿,甚至雅典卫城。

谁应该为改革“买单”的争论将随着危机的全面爆发而停止。这个理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由阿尔佩托·阿莱西纳和艾伦·德拉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稳定为何姗姗来迟》,《美国经济评论》1991年,第81(5)期,1170~1188页)。阿莱西纳和德拉认为,稳定之所以无法实现,是因为各国对谁应为调整“买单”存在分歧,并因此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中。所以,危机继续且势头不减,直到被影响严重的某一方最终妥协并同意承担不对称的成本。因为对该方来说,接受调整比让危机继续下去更加有利。比如,公务员可能更愿意削减20%的工资,这总比政府破产后他们无法领到工资要好。又比如,企业主可能愿意支付更高的税收,这总比恶性通胀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要好。

换句话说,危机推进改革。事情总要经历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除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人们总是不愿意为了长期的利益而付出短期的损失。

这听起来似乎有理有据,但阿莱西纳和德拉的理论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适用?他们的观点显然是理论性的,我们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对此加以验证。艾伦·德拉和威廉·伊斯特利发现了一些支持其观点的证据(《危机诱发的改革?传统智慧的简单实证检验》,《经济与政治》,2001第13期,129~157页)。他们发现,与那些只存在温和通胀的国家相比,经历高通胀的国家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份里通胀率更低。同样的,与那些只存在温和的外汇黑市溢价的国家相比,存在较高外汇黑市溢价的国家能更有力、更有效地稳定货币市场。汉斯·皮提里克和斯特芬·维尔特(《危机是否加深了经济自由化程度——一个实证检验》,《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2003年,565~581页)指出,沉重的危机孕育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因此,理论和实证同时证明:危机确实推动了改革。

这听起来很不错,但危机又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危机总是伴随经济的急剧衰退。因此,虽然危机推动了改革,但也带来了经济的萎缩,故长期来看,国家可能变得更加贫穷。在我与奥弗涅大学的阿丽亚·提奇特合写的一篇论文(《我是如何学会停止担忧并爱上危机的》)中,进一步深入探究了危机带来的影响。由于危机和改革并不常见,我们用各种方法,专门研究了曾经经历过危机和改革的一个样本——东欧剧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尝试了各种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们以1989年为基期,计算总产出达到最低年份时经济的真实萎缩程度,以此来衡量危机的严重程度。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发现:总产出下降程度越大,后续的改革力度越大,经济增长速度也越快。因此,危机同时“孕育”着改革和经济增长。

目前,由于欧元区国家的团结和慷慨解囊,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都已经脱离险境,这至少能暂时停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然而,这种短期收益可能是以长期的损失为代价的——这些国家损失了对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机会。

责任编辑:NF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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