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预约，我在西安航天宾馆与来陕参与验收某型号军用卫星运用系统实验装备的杨千里教授见了面。早就听说他患了胃癌，切去了３／４的胃。我以为这对于他肯定是致命一击，一定是身体不支，精神倦怠。可一见面，他还是那么谈笑风生，精神头极好，我不禁释然。于是，我们的谈话在无拘无束中进行着，谈得很尽兴，不觉竟谈了两个多小时。

　　杨千里，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生于江苏江阴。１９５０年考入南京大学，１９５１年参军进入我校前身张家口中央军委工校。１９５６年毕业于我校无线电系，留校任教。他在校学习期间，刻苦用功，门门功课５分，是有名的学习尖子。记得全校毕业生授上尉军衔的也只有４、５个人，杨千里就是其中一人，那可是西军电后生学习的楷模。他在教学、科研上成绩突出，卓尔不群，多次评为先进教师，他带头研制了我国第一条西安—北京流星余迹通信试验系统。至今老西军电人讲到他在学校的情况都为之称道。

　　记得１９９４年，我带着摄制组赴京收集有关在西军电工作过的老同志的资料时，他带我们去黎东汉老院长家，至今我还记得老院长的话，“现在通信事业突飞猛进，千里是我校培养的高材生，是我国我军卫星通信科研及系统的技术骨干、负责人。未来通信的重担要交付给像千里这样的优秀接班人。”

　　的确，１９７１年当他从许昌“五七干校”喂牛前线，调入中国通信工程研究院，从从事散射、微波、卫星通信工作的那一刻起，就执著地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事业。精神上满足，是一个人释放能量的动力，他要把过去浪费的十多年补回来。他废寝忘食、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中国第一个卫星通信系统“３１１工程”的研制中。与此同时，他还担任着中国利用德法合造“交响乐”通信试验卫星进行试验的中方技术协调人。多次出国考察及与外国通信专家的广泛接触，使他一方面大开了眼界，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我国通信科技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强烈的责任感使杨千里深深意识到必须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不管是１９８０年调任总参通信部科技部任副总工程师，还是１９８３年任分管科研、装备、训练、外事的总参通信部副部长，日理万机的他总是积极勤奋地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得到同行的赞誉，恢复军衔制后，直接授予他少将军衔。

　　８０年代后期，杨千里开始负责战术卫星通信系统的论证及立项。１９９２年被任命为该工程总工程师，负责通信系统总体方案的制定、协调十余种各型地球站方案及技术指标的审定，全系统工程标准制定，系统计算机仿真及容量配置优化，多次星地及地面通信系统大联试的技术协调，２０００年卫星发射后在轨测试，各型地球站经卫星转发器的集中／分散／全网大联试，业务测控系统的调试开通等一系列重大科研工作。该系统投入使用后，在保障三军行动中通信，在实现通信联络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的要求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后，杨千里又任战略通信卫星“神通—１号”工程副总师，同样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该卫星也已发射并成功应用。

　　在过去３０年中，在我国卫星通信网络及系统的多个建设中，杨千里都担任着总师或顾问，他一直在触摸着我国通信的脉络历程。他深感培养人才的重要，他虽“解甲”但未“归田”，不在其职仍谋其务。他担任了我校、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十多个著名大学的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培养研究生，不仅是教他们做学问，还教他们怎样做人，更重于培养学生那种矢志不渝的敬业精神。

　　那天，他向我倾吐了心曲，讲述了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不管是在“文革”中受冲击，还是在“五七干校”放牛，他都以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党的忠诚信念为精神支柱，他身处逆境，自强不息，不言退缩，以坚定的信念张开生命之帆，使他在以后的道路上，闪现出光辉的足迹，这足迹印证着他志在千里，鹏程万里的人生光环。 （赵 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