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写《社会契约论》的依据主要是他生存年代及以前的民主法治实践,而卢梭的生存年代距今天已有二百多年，而在这二百多年里，世界各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巨大的突破与发展。下面是由小编带来的有关社会契约论读书心得5篇，以方便大家借鉴学习。
在启蒙运动和欧洲革命自由高潮即将掀起的时代大背景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表达了寻求民主共和、向往君主立宪的革命思想，并设想了公共意志的优越之上和规范理想的契约社会。
我们要以人之本性和法之应然的角度察析人世之恶、政制之靡，健全法治精神以保障社会的稳定正常运作，从而最大化地维护社会成员既得利益。这一点我是和政法名士卢梭不谋而合的，但《社会契约论》上一些瑕疵令我不得不一提针砭。
首先，我认为卢梭的自由观念存在漏洞，其针对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及混合政体的看法多立足于欧洲古典政治观、哲学观、法学观，其大篇幅以罗马历史为典例探究行政体系的局限性比较强，不适合欧美先进文明以外的国家及社会。且卢梭对人民和行政官僚体系的数学联系有时自相矛盾，当然也或许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限或者翻译的工作没做好，一些数量、比例的通俗解释在我看来难以自洽。
再则，卢梭对立法原则和权力制衡的部分论证缺乏系统性、严谨性。卢梭致力于从古罗马、古希腊政治社会和原始法律文明的雏形中总结可取之处，并逐个分析国家间疆域大小、人口多寡、素质高低等造成的制度引力和适合之的不同建制规则。可是，用刑法臧否、刻板比例的条件先设和思想辩证政府形式是很不可行的，其对大国软弱、财富意义等阐述足以见得其思维之缺陷。或者说，这种借用古典法治意义考量现代文明的角度复合了法国大革命具体要求，但放之现代部分内容稍显迂腐过时、甚至违和。
最后，卢梭政治理念所需要的包容性与洞察力一度与其追求的观念相悖，同时提出一些近似乌托邦的幻想乃至集体色彩浓郁、甚至共产风格突出的左翼立场，和其服务公民人性价值、捍卫资产阶级权益的价值理念冲突而不相辅相成。正如他在第一章关于自由与平等孰为基础、孰为发展的判断与公约和人性的关系大相径庭、矛盾重重。
“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尽管流弊无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仍然堪称法学经典，是西方现代立法原则的源泉和古典欧洲法治文化的集合总结，近乎完美地构想了符合当代公民和新兴工业文明的制度体系，综述了资本主义应套用的主权价值和立法主张，发扬了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勇气，对“人性是什么”“历史是什么”等划分政治思想派别的基本问题作出瞩目回答，其价值深深影响了后世，卢梭堪称现代法学史的翘楚先驱。
十八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首先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美国独立后，依照《社会契约论》思想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走上了强国之路，随后欧洲掀起了宪政狂潮，西方开始全面超出了东方。
在宪政发展过程中，民主改革和极权主义同时进行，所有的统治者都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无论独裁者还是宪政者，前者以人民的民义屠杀人民，后者努力建立宪政国家，经过痛苦而艰难的抉择，人类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环境，这是理性思想的胜利，虽然战争、恐怖、极权仍然威胁着人类。
中国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时候没有表现出兴趣，西学东渐也没能使中国发生变化，明帝国依旧沉溺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政治上太监乱国、经济上农业为主，对于个性解放、自由民主一无所知，全面继承明帝国统制思想的清帝国，除了在经济上达到封建社会最繁荣的局面外，别无进步，太平盛世的假象终于在十九世纪末被揭穿。
1840年鸦片战争，昔日强盛的清帝国不堪一击，忍辱签订不平等条约，不久，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观念，唯一让人惊讶的是洪仁玕从英国殖民统治地香港带来的《资政新篇》，但《资政新篇》没有涉及宪政，太平天国起义也就注定了不成功的命运。太平天国被镇压后，鉴于对中国落后的认识，清帝国推行经济革新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从宪政到经济全面改革的明治维新，三十年多年后，尽管中国洋务运动成绩斐然，但甲午海战中依旧惨败给了日本。
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痛定思痛，慈禧太后及知识分中子的开明人士，无不认为宪政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清政府开始宪制改革的讨论，然而激烈的权力斗争让宪改搁置，此刻的中国已经无法忍受清政府的渐进改革，的保路运动导致辛亥革命，清政府寿终正寝，宪改无疾而终，从此中国由对宪改理性温和思考转变成激烈抗争，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一切让我们眼花缭乱，惨烈的近代史并没有使我们吸取太多教训，新中国的宪法无力阻止共和国主席变成阶下囚，尽管他是无罪的，但是不能保护普通公民的制度也不能保护共和国主席，其后结束了十年浩劫，可不是靠宪法来完成，我们的法律还是那么苍白无力。
在强调法治中国的今天，学习宪政、了解宪政是每个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必要将宪政来龙去脉了解清楚，明确宪法的精神和原则，毕竟只有广大人民真正具有公民意识，才有可能构成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国家。
人生而自由，卢梭说，人的这种共同的自由来自他的本性。他的第一法则是自己的存活，他的第一要务是自己的利益。人，一旦明白事理，就是自主的;对自身的生存手段，他拥有唯一的决断，他因此成为自己的主人。
任何违背人权的借口都会造成独裁，十八世纪的卢梭显然不能先知先觉后世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但他预料到了以人民名义专制的理论，所以他坚定不移支持自由的人是共和国制度唯一基础。因为契约，我们从人民变成了公民，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权利，也要考虑自己的责任，我们不仅对自己负责，我们还要对社会负责。
也许每个人对人权和主权的理解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按照卢梭的论述和定义，人权是在主权之上的，这两者并不矛盾，人权是主权的基础，主权体现的是人权。卢梭的理想社会最终在慢慢变为现实，这需要公民用智慧与勇气来坚持原则，在法治不完善的国家，法律并不总是保护人民权利的，如果个人行为与法律相抵触，特别是造成激烈的冲突时候，我更倾向于用良知来判断和行为，而不是法律条文。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
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秩序并非来源于自然。家庭是最古老和自然的社会形态;但是，父母与能够自立的子女之间的联系，有必要用一系列约定来维系。某些哲学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奴役和统治是天然的，但他们混淆了原因与结果;如果有些人天生为奴，那么一定是因为有反自然的奴隶制度存在为先。社会秩序不可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上，因为最强者无法一直保持强势霸权，除非他能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在那种情形下，权利与强力就要互换位置。如果必须要用强力使人服从，人们就无须根据义务而服从了;因而，只要人们不再是被迫服从时，他们也就不再有服从的义务。
约定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这个论断，根据格老秀斯的理论，是人民转让自身自由的权利。转让就是奉送或者出卖。但一个使自己作另一个人的奴隶的人并不是奉送自己，他是出卖自己，是为着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即使一个人可以转让自己，他也不能转让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生来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其他人都无权加以处置。格老秀斯为了替奴隶制度开脱，鼓吹征服者有权屠杀被征服者、或夺取其自由而赦免其生命。但战争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战争的目的既是摧毁敌国，人们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里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人或者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又成为单纯的个人，而别人对他们也就不再有生杀之权。无人有权奴役他人，奴隶制和权利，这两个名词是互相矛盾的。
社会秩序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当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超过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地步，人类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总和来克服生存的阻力。“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解决办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使每个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权者”的指导下。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共同体可称为“国家或政治体”，至于结合者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有了这个契约，人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从本能状态进入道德和公义状态。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轰动世界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各大高校法学院各专业，教授们都会推荐这本书。这本书也曾为法国、美国、欧洲、甚至世界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书中经典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推理也堪称一绝，显示了一位启蒙大家的旷世奇才。
1，主权就是公义的行使，永远不能被转让;而且既然主权者不过是一个集体的存在，那么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他。权力虽然可以被代表但是意志却不能。
2，人的平等，最初为自然平等。但是由于个体的差异，使得人出现了才智与体力上的不同，这些不同造成了人之间强弱的不平等。使得由自然而来的平等变成了由自然而来的不平等。于是，有了社会契约的出现，社会契约用权利以及道德的平等来替换了自然的平等。 社会契约确立了权威和权力的代表，是为了防止自然状态下形成的不平等，使人们形成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契约的建立是为了人们真正的自由，而不是限制人们的自由。人们服从的是建立契约的全体，而不是任何一个个人。
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以个人安全、财产或某种共同的理想建立契约，形成国家。建立这个契约只是出于我们的安全和自由。建立国家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在这个国家下我们都是充分的自由的，所谓公意就是所有自由人的共同意志，国家只不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因为国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国家的发展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是统一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对国家大事予以决定，当然只要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也可以派自己的代表或代理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只不过是公意的体现，政府行使权力，政府实际上是人民为集中行使自己的权力而选出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对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公意。如果不符合公意，就违背了契约，就是政府成员个人意志，而不是人民公意，政府就不再是人民权力行使的代表。政府所实际拥有的权力也不再合法。政府的意志和人民公意不在统一，人民有权废除它，毁灭它。
契约建立的国家，国家其实是每个人的结合，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国家的意志个个人的意志是统一的，个人服从国家其实最终还是服从自己，这样的国家是充分民主和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没理由不热爱这个国家。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创造自己的财富，实现自己的价值，国家的强大和自身的强大是统一的。一旦这个国家被外国侵略者占领或被国家里的脱离公意的破坏分子统治，将打破这个平衡，不能确保人民原有的意志、价值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是爱国的，因为爱国就是爱自己，国家利益就是人民立一个集合，确保国家利益也就是确保个人利益。保卫国家的利益就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保卫自己的利益，有不拼命的吗?所以民主、自由的国家里，人民的爱国意识也是非常高的。
《社会契约论》虽然经典，终究基于时代限制，也有过时之处。当今中国的民主发展有各国直接的活的实践过的范本，不必去拘泥于任何所谓的经典著作，在经典的著作也有年代限制，而知识是不断创新的，文化是不断创新的，思想是不断创新的，理论是不断创新的，民主是不断创新的，法治是不断创新的，制度是不断创新的。而经典的著作，它的经典程度和内容已经盖棺定论了。但是《社会契约论》的许多(非全部)经典理论在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内都有其存在价值的。下面就其某些经典理论，谈谈看法。
1，每个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他们只有在看到出让自己的自由有利益的时候，才会出让自己的自由。我们人人都渴望自由，但我们又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枷锁之中，这里告诉我们渴望自由的我们为什么有时自愿地给自己戴上枷锁。人人都渴望自由，但如果人人都把这种自由看成无限制的欲望时，人人都不会自由了。我们出让自己的自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我们在享受权利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没有人可以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
2，力量根本不能形成权力，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人民赋予政府权力是为了让政府合理的管理社会和服务人民，而不是让政府来滥用权力镇压人民，如果政府自以为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军队、武警、城管、监狱，并无尽的虐待人民的话，人民有权弹劾它，推翻它。
3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权力的来源是被约定的，只有这样的权力，才是合法的。人们之所以约定和承认权威，是长期实践中对这个权威的信任，人们服从这个权威是为了更加长远的自由。权威是被约定的，不是天赋的，权威者如果滥用权力，人们可以停止对权威的信任，并弹劾权威者，建立新的权威。
4，任何一个条约，如果它规定了缔约一方的绝对权威和另一方的绝对服从，那么这个条约将是不合逻辑的和无效的。对于一个有权利规定任何事情的人，他就将不必对任何事情负有责任。
5，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绝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于也不是以公民的资格，而只是以兵士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绝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最后，只要我们在性质不同的事物之间不可能确定任何真正关系的话，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能以人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