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通常采用摘录、概括、分析、感想等方式进行记录。如何撰写优秀的国富论的读书笔记？这里分享一些国富论的读书笔记写作案例，供大家参考。
这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带给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思考，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述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状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飘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透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那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能够到达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明白，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透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搞笑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国富论》全书共分为五篇，主要资料如下：
第一篇1﹑2章，讲合作分工优点。斯密举了个制针工厂的例子，把制针这个职业分成大约18种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专门人才从事。因此，一个10人的小工厂每一天能制造48000枚针。如果他们独立工作，不专门从事一种工序，他们谁都不会每一天制造20枚针，也许连一枚都明白不出来。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加劳动生产力。（《国富论》第八页）
第一篇5章，讲的是的劳动价值论。斯密说，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因为金和银像其它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它商品数量。取决于已知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为衡量尺度，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决不能成为其它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而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能够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按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技能熟练程度，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无论他得到回报物品的数量如何，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是相同的。诚然，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们的老动价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费许多劳动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则低廉。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而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能够用劳动来衡量和比较。（《国富》26页）
第二篇1章，讲的是资产的性质。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资产足够维持他生活几个月或几年，他自然期望用这笔资产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保留适当的部分维持生活外，能够将资产划分为两部分：他所期望用来创造收入的部分被称为资本；另一部分被用来消费。
资本又有两种：第一，资本可被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产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利润﹒﹒﹒﹒﹒﹒此种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能够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器或工具，也就是来购买不需要改变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能够创造利润的东西。这种资本被称为固定资本。（《国富》205页）
第二篇3章，主要是论资本的积累。斯密说，有一种劳动投入到劳动对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能够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但有些非生产性劳动者又十分必要，例如：军队﹑律师﹑医生﹑牧师，等等。如果要缺少这些非生产性人士，社会将不稳定﹒﹒﹒﹒与穷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的多﹒﹒﹒（《国富》242-246页）
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没有节俭以前务必先有勤劳，节俭所需的东西都是由勤劳得来。但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则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实话实说，斯密这点可能有问题，但驴又不敢确定）。所以，乡村向城市带给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乡村居民回到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那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它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带给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乡村居民带给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透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进而在乡村居民中建立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因为，在一个没有商业与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的剩余产物没什么能够交换，他就会将其全部用在款待宾客上。斯密说，如果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会被许多人依附与围绕，只能靠地主的恩惠来生活，就必然服从他，如同士兵服从支付响银的君主一样﹒﹒﹒﹒因此，导致贵族势力的强大，上弱下强，国王无法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最终会导致一幅暴力﹑抢劫和混乱的画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办不到的事情（阻止贵族势力与战争），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做到了。它们渐渐为大地主带给了能够用自己剩余产物来交换的东西，他们自己能够消费这些东西，不必与其它人分享，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在世界的每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员就会脱离他们，地主的势力也会被消弱，最终暴力﹑混乱也会停止。（《国富》297-299页）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说道，社会每一个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到达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状况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到达一个他并不想要到达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状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国富》327页
关于把资本用在哪里能够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产品这一问题，斯密认为，显然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决定；
斯密在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商业上的垄断与限制（包括退税与出口奖金）.斯密认为，享有这种国内市场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鼓励，并且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
由于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妨碍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的现实产量和投入必须资本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额。如果这一差额带给的利润，大于等量资本从任何商业取得的利润，土地改良就能从商业抽取资本。反之，商业从土地改良业抽取资本。无论什么原因提高了商业利润，都会减少土地改良相对高的利润。所以，垄断阻碍了土地改良﹒﹒﹒﹒﹒﹒
《国富论》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专着。这本专着共为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程做了系统的描述，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国富论》中文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自由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十分重大的。在我国的今日，脱离了计划经济也可是三十年，与英国将近三百年的自由经济意识还无法相比，东部开放的海城市还好，西部地区则明显的体现出落后，不但经济落后，思想也落后，表现命令不到绝对不作为的慵懒心态，与沿海开放区的那种创新思想大相径庭，这也是西部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所以思想不自由，不主动，就会落后。
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难以创新的国家，可是少年强，国则强，少年弱，国则弱。中国没有因为别人的评论而放弃自我的梦想，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梦。因为它深信，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只要不放弃自我的信仰，就会成功。就算失败了也要再爬起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梦。就好像每个人都能够仰望星空，心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照亮更加丰沛的人生，也照亮更加灿烂的中国。
《国富论》一书讲述的是分工、商品、劳动与资本利润。学者总结了理论后得出的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作者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在18世纪就会有人得出适用三百多年的经济学理论呢？我想，应当是因为作者是亚当斯密。
为什么亚当斯密就能在三百多年前就能写出完美的理论呢？我查看了他的事迹，才发现，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写出这一理论是必然的，试问有那个经济学家能在17世纪中如此了解世界经济的资本情景？试问那个经济学家又会时刻坚持着一份完美主义？试问哪个人会为了一本著作而呕心沥血？又试问哪个人会为了完美而把自我有缺陷的理论与手稿焚烧？这就是亚当斯密。一个经济学界的传奇。
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本质出发，逐渐从不一样的侧面中论证了社会经济的如何发展。在17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作者充分分析了蒸汽机出现的缘由。这不就是因为分工吗？分工不但促进了科技发展，还促进了生产力，无论是职业中的熟练程度与时间的消耗、还是工作的效率，都与分工脱不了关系。所以，作者在第一章就写上了论分工这三个字。
分工使社会更好地利用了人们的本事，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当人们从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中就能发现，自我在那个技能或制作占有优势，从而逐渐构成了分工。如此一来，社会就会减少了劳动力的浪费与本事的缺失。经过分工而得到的更强生产力间也会互相竞争，这就构成了市场。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源是什么？就是市场。在充分利用了分工的市场中，也会促进新生产力的诞生。可这并不是说明分工决定市场，只是分工促进了市场，市场反而控制着分工。为什么呢？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上如果分工受到制约，那么这个制约因素就是存在于市场的广狭。如果市场狭窄，社会就会有过多的劳动力与技术资源。当这个量超出了市场的最大容纳值时。劳动资源的浪费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需要浪费的。这样，分工就受到了必须的制约。这就论证了为何古礼貌都属于河流沿岸了，因为河运带动了市场，有了必须的市场就会使分工的出现从而更充分利用劳动力与资源，促使着市场的发展。
而国富论中的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中写的是一个人享受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富裕程度。如果一个亿万富翁，他只吃青菜豆腐，那么他就对市场消费没有促进作用。那么就与穷人没区别。人既然不懂享受，那么他的精神是低下的。一个人没有本事满足自我的基本需要，或不愿意满足自我的需要。那么只是一个守财奴。这样的人在亚当斯密心中并不富有。
并且亚当斯密还比马克思的思想差不多，并且比马克思思想早出现很多，他提出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就是说社会劳动率决定了商品的价值，所以怎样在社会平均劳动率上特出个人劳动率就是市场中的竞争。并且价值又决定了价格。而不是劳动决定价格。你能够花十年做一个木马，可我能够用十分钟做一个比你更好的木马。那么我就在个人劳动率上超过了你，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中，两个木马价格与价值都一样。所以，真正决定价格的是价值。由此可知增强国民财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分工与市场竞争。
在社会平均劳动力中，能够分成社会平均成本，社会平均效率，社会平均利润等。而成本中的地租与工资受到价格波动较大的影响。所以一般价格是维持在自然价值之间、可又有些情景比较特殊。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发现了在垄断企业与机密文件中往往价格会恒定在真正价值之上。这就构成了超额利润。这种特殊情景一般存在于高于自然价值上，可是价格恒低于价值下，这钟情景更少见。因为价值决定了价格，所以很少存在价格长期低于价值之下的情景。
亚当斯密根据分工与价值、价格的分许与论证中得出了如果想提高个人劳动率，那么就必须要提高工资，这样能提高工作效率，使工人能更好地享受生活，为了市场的拓展做出努力。如果社会财富增加了，价格与利润也随之增加，这是一个促进与反促进的环形圈。
作为一个大学生，生活在发展中的中国上，一个急需发展市场的社会中。不管是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1776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
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而《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礼貌史》中，甚至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
更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迷惑”的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这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们今日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并且它结构严谨，无懈可击。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终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一样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一样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我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这应当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来源)。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我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并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能够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劳动率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善。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当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我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我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所以，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我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第339页)。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仅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第309页)。
6.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责。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当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主角。
7.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职责，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异常详述了“为社会商业供给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
8.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旧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当储存很多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我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研究，“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供给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我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
9.赋税四原则：1公平2稳定3征收便利4遵守经济原则，避免妨碍人民经营和给人民增加更多负担。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很多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当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