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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古人所说的“半本《论语》治天下”是否用了夸张的手法，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论语》威力非同一般。它对我们的影响是那么的深，即使今天，它的印象里还不小，因为《论语》的条条框框早就渗进了我们祖先的骨髓之中。
还记得小学二年级时首次背《论语》中的内容，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温故而知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等。当时仅限于背诵而已，要说有什么理解，当首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了，因为当时认为朋及亲戚和朋友，而父母的朋友和家里的亲戚来，很多时候都会给我带点零食或玩具什么的，这个当然要乐了。加之当时我也有了自己的小朋友，便认定它就是真理。对“温故而知新”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理解，当时您要是让给说一下，我倒是能背一大堆，但从心底里真是不明白——一本语文书就那么几个字，你再怎么翻，也不会蹦出一个新的生字来，怎么温古，怎么知新啊？什么叫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都是知道啊？当然随着对通假字的认识，这个解释就没了，但理解嘛，还是用困难的。
不理解不代表我不能去卖弄，当时去父亲跟前背诵，背完后顺便卖弄了起来，把自己的理解大讲特讲，不料父亲却用我背的东西给我反讲了起来。当然我是迷迷糊糊听完的，因为我还是不理解。
二八年级之后的一年，不知是语文书被诗词给占了还是我忘了，脑中没有《论语》的记忆。四年级一篇鲁迅的《孔乙己》又让它回到了我的视线。那时的影响是什么之乎者也的东西都出自于它，书呆子也出自于它。便从感情上有点小讨厌孔子和《论语》了。
对《论语》的感情，很对时候像对父母的感情，总在变化，而且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变化。小学时自我意识不是那么的强，所以对《论语》的感情也是随着书本而变化。等上了初中，学了古代史算是对《论语》有了初步的认识，觉得一本书能被那么久的当做行为准则，的却不易。加上初中语文书上又有了大篇章的《论语》内容，对它的理解算是又深入了一点吧。但总得来说还是以做人出事准则为准。
等到了高中，终于有机会读了全本《论语》，由于高考的缘故，读的不是很认真，所以读完后能记住的还是那么几句，也谈不上有什么理解。
本学期，相对于高中有了更多时间去看书，所以便又找到《论语》看了一下。
《论语》整本书以孔子教导学生时对话的言语记录为主，也有一部分孔子学生如颜回，曾参，子路等人的言语记录。章节内容比较杂乱，每一篇不会固定讲什么。每一篇的篇名都是由本篇第一句话而来，如“学而篇”就是由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得来的。虽说章节杂乱，但在书中处处见仁，时时见礼，义也多多，情也不少。
孔子对人的尊崇，是甚于于一切的，比如他说“人而不仁，如乐何，人而不仁，如礼何？”“苟志于人矣，无恶也”。同时他对仁的讲解，也有许多不同，这点主要是践行了他因材施教理念，如他对司马牛和樊迟子宫就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论语》中关于仁和礼的研究实在太多，也太高深，我实在没法继续说下去，所以这里我选了一个小点来说明一下——它就是《论语》中的情。
子路在论语中和孔子的对话不少，虽然孔子对他的评价不如颜回他们好，如孔子说“由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但师徒之情确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行。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在老师落寞的时候还能跟着老师，而且能够把心中不快当面告诉老师的人，恐怕也就是子路了，让颜回去肯定是不行的，孔老夫子也说了回是终日不违的的嘛！若是如此，便也就算了，毕竟子路实在老师落寞的时候去给老师发脾气嘛！但后面他在老师发达的时候又去找老师麻烦了。书中这样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余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是当时卫灵公的夫人，把持朝政。孔子见了她，子路就不高兴了，因为他认为老师的行为与他的言行不符。当然，孔子为了表明清白，只好用发誓这一最具威力的方法了，于是他便不断的说“余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我做了不正当的话就让天来讨厌我吧。今天我们是可以随便发誓而不怕誓言兑现，可孔子那个年代是怕的啊。这是多么好的师生关系。今天谁还敢去说
自己的老师行为不当啊，至少为了可怜的学分也不会。又有几个老师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对着一个自己的学生去做发誓那样的是呢？当然，当着媒体他肯定会，作秀嘛。
总之《论语》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然很有我们值得作为一个经验而避开的地方，因能力有限，就不从大处着手，到此为止就行了。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因素，决不是偶然的。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见襄公十八年《左传》。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这是很自然的。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侘傺”、“婵媛”之类，参考古注及其他文献还可以理解。至于当时音调的读者早已失传。汉宣帝时，今安徽寿县，楚最后国都)被公能诵读《楚辞》，至隋代，还有释道骞也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汉书?王褒传》及《隋书?经籍志》)。后来唐人还继承他的读法。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隋唐间还有。不过这对《楚辞》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民间文学和地方音乐的关系。
总之，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就在这个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