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书，行万里路。好读书，开卷有益。读好书，良师益友。勤读书，学海无涯。世界读书日，愿你遨游书海，其乐无穷。下笔如神，收获无限。下面是小编带来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阅读心得体会，希望大家喜欢。
新航路的开辟，为全世界的进步特别是在东西融化、或者说是全球欧化了提供动力。从此，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轰轰烈烈以鸦片战争为前奏，展开一部屈辱史——
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数千年未有之机遇。从马嘎尔尼访华的失败，到嘉庆年间英国第二次派人来华受冷遇，从为抵御外敌而仅设立的一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到不承认别国的平等、仪统、仪式问题——除了文化差异外，“我们抱定‘天朝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国际，而西方则在近代步步地推出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管理和公法。足以证明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与工艺。”
数千年来，从丝绸之路的捍威到贞观之治的“天可汗”威仪，再到郑和下西洋的外抚四夷，封建中国自诩天朝大国应有尽有，以不平等待遇对外邦交，以封藩属国作为我国的国防外线代守门户。却不料在这固步自封下，西方近代文明的曙光乍现一个个“日不落”的神话，黯淡了东方的光芒。廷黻先生说：“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现代文明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惨败。”那么，西方列强的侵略正是使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觉醒，探索走向现代化，走向富强。
我们总将其屈辱原因归结为“落后就要挨打”，那么这个“落后”又体现在哪些方面的软肋之上呢?
一.旧社会的恶性循环
在第二章里，蒋先生提到两个恶性循环①大乱后大治：因为民众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也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于是乱世末，大治初人口少，有荒垦——人口多，分配少，生活水平低——烧香拜佛，土匪起义，小乱变大乱——大治末，乱世初;②每朝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薄，奢侈低，体恤民情，内政昌明吏治澄清;后来则欲望提高，奢侈增多，贪污长进。
这两个循环造就了中国历史如同sin函数图像跌宕起伏。而在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在抵抗力量薄弱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开始处在云端做双曲线中的下抛运动。这映证着近代历史血泪屈辱的必然性，也充分揭示了要想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命运，必须跳出该图像的发展，也就是必须革命地彻底，将中国封建统治连根拔起，这我也将在下面第三点中提到。
二.民心向背与国家进退
《南京条约》后，广州民众因为触及到自身利益而产生仇外心理，不让外人入城。当政者没有顾全大局地去疏解矛盾反倒是以林则徐等的意见认为“民心可用”，认为”四万万同胞有胜无败”，希望等到外人骚扰作乱时组织百姓去抗议其洋枪洋炮。“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代表一种趋势，但如果没有大势力量——也就是综合国力的推动这根本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花骨朵儿。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有甚者当起了汉奸，有些老百姓不明所以还帮忙外敌搬运物资——当秦始皇焚书坑儒地抑制思想发展，当明清八股局限、文字狱风行时，统治者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江山的倾覆往往咎由自取呢!
更何况，“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就好像在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也正是“野心家知道中国人民的乡族观念，从而利用之，已达到割据的目的。”就算是接受了西洋文化，也只是盲目地学习。就好像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小农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狭隘阶级利益(“他的真实心志不在于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而打着天朝的幌子，通过宗教信仰从而进行革命，其根本与封建文化无异。
士大夫阶级的独立、大无畏、创新精神在哪里
在鸦片战争前与外国的邦交中，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除了一点被迫的无奈外，是否更多体现了晚清“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士大夫认为的“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直至戊戌变法才被调整;在洋务运动中，“时人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曾国藩在推翻太平天国中，也是“以中国旧礼教为其立场，维持清政府作为政治中心，凭依忠君思想”……
就好像一位网友提到的“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接受的旧式教育，脱离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束缚。大部分则是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这个时代，包括很多：闭关自守;外国的趁火打劫;民众的迷信与无知;思想文化的限制等等。”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局限性，但除此之外，我们是否更应该想到，百年树人，教育为本，当国家栋梁尚为此愚昧，也就不难理解国难殇殇了。
四.战略战术啃老底、太拘泥、不分明
近代有好几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就拿洋务运动来说，洋务派出于国防动机率先开始军事建设和企业建设。奕他们“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而蒋先生痛心扼腕地说，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不能出现在鸦片战争后而出现在20年后的咸末同初呢?“鸦片战争失败根本在于我们的落伍，但其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致命伤……我们的近代化若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则完全改写。”洋务派们迟了一步，
但更重要在宣告洋务运动终结的北洋海军溃败中战略战术运用不当。当时我们已经引进很多西方的大炮船只，但“我们的失败不是船不如人，炮不如人，而为战略战术不如人。”例如总司令选用带马队、全不了解海军作战的丁汝昌;例如在变更阵势形势自乱，敌人有空可钻，而我们第一炮误中自己望台……而且当时一些有远见的贤士郭嵩焘、曾纪泽等也郁郁不得志，
最重要的，是“近代化的国防不仅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是中国旧式民间运动不能救国救民的根源。所幸的是，我们一步步尝试学习和接受近代文化，取其精华地继承传统文化，于是有了推翻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有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处在近代的中国，就好像刚刚脱离温室的花朵，唯独经历风雨的洗礼，才可以摆脱自身的娇弱。我们愤怒，为着列强的恶毒和凶残;我们悲痛，为着大厦将倾，尸骨遍野;我们庆幸，可以卧薪尝胆，力挽狂澜——所以我们努力，为中华崛起而奋斗!而唯有在那一层屈辱之下取长补短去学习，把握机遇去成长，中华民族才能昂然站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对近百年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史实完全不提，异常强调向西方学习，除了上述讨论过的其所处的时代因素外，与其身份和经历的关系也极其密切。必须承认，蒋廷黻骨子里就是一个学者。他十七岁负芨远游，在美国修读文学与哲学，后回国任教。
是“生长于三湘，学成于西方;既受到过陶谢、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同乡前贤‘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也理解了西方人文科学观点的影响”的文化人。但除此之外，他中年时又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且还政后依然从事学术的研究。这样一段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涯，使他的历史著作既“高屋建瓴，目光四射，纵横剖析一切人和事的是非功罪”，又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一层意识形态的阴影。
但这本书在的论述切入点也颇值得我们借鉴。本书以比较开篇，而后抽丝剥茧，对主要事件逐个剖析。这一幕幕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单独成像的画面剪辑，在其背后，还有一张宏大变换的幕布做背景。而这张幕布，无疑是蒋廷黻在外交上的长袖善舞泼洒绘制而成的。同时，书中没有引用太多的史料和掌故，而是以平易近人的语言文字，给人以形象感。
民国遗风拓印其上，如行云流水，收放自若。且对于蒋廷黻而言，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国民党官员，甚或只是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种职责和义务，即经过回溯与反思，借鉴与参考，在得失取舍、兴衰荣辱中寻求“锻造”中国的良方，重塑一个国家的精神。就《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而言，在“不仅仅要回溯神州陆沉的痛苦历程而已，更要揭示历史的内在规律，使人们鉴古知今，认识前进的方向”这点上，毫无疑问，蒋廷黻做到了。
可是好几场对外战斗的失败，令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中国科技水平早已十分落后，很多人向外国人购买先进的武器，学习科学技术，受到推荐的李鸿章提出了许多维新方案，他期望中国步步向前进，但他做的不彻底，许多人不听他的话，很多建的厂都在和法国打仗时被毁了。
这时李鸿章觉得日本是中国的劲敌，有朝一日会攻打中国，于是在高丽进攻日本，但由于战略错误，中国败给了日本。和日本战争失败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办法想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可是俄，法，德三国却在之后自愿援助我国，想从中获取一些代价。俄国借给我们很多钱，声称要和中国为友，帮忙中国修铁路，实际上要占领中国北方。最终，中国许多地方被瓜分了。孙中山这时在国内外来回奔波，提倡复兴方案，最终推翻了满清，当上了大总统，赶跑了不友好的外国人。
我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就应人人平等，就像生活中一样，我们不能歧视有困难的那些人，并且做人要大气，不能为一点点小事而闹得越来越大，就应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国家也好，民族也罢，均不能走闭关锁国的路子，闭门造车最可怕。你的自大，终将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 迎新务必要除旧，打铁务必要自身硬。重建体系需要巨大的勇气。 “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此一时，彼一时。实力的转换带来的必然是态度的180度逆转。 复杂问题简单化是可笑的。琦善代替林则徐去广东以后，一边搞不定英国人，弄的是及要割地又要赔款，一边在道光哪儿撞了一脸灰土。活脱脱的是里里外外都不是，很是挫败。
“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人们常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笔财富。我想这都应在它们之前加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明白失败的理由。一个人不去反思，就算走在多的错路也是无益。
民族的改革受到既有根深蒂固的传统的阻挡，个人的革新又何尝不是受到既有的三观阻挠呢?)
徐广缙与叶名琛扛着旧时代士大夫的重任，粉饰功绩，最终还是败的一塌糊涂。依赖的所谓民心，竟是是倒戈一击，帮悔不帮清。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是如此。”
……
纵观整段近代历史，看到的是封建王朝一身的弊病，社会各阶层轮流的躁动与登场，民众民族意识的渐渐复苏，探索前行中的前赴后继和无数志士仁人的满腔热血。
最后“为什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一
在我原有的印象里，林则徐是一个民族英雄。小学时便有《虎门销烟》一课文，讲的是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于一八三九年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英国鸦片。“他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而万古流芳，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而我也大抵是仰慕他的。而阅读完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后，我对历史原有的印象与观念收到了根本性的颠覆，对林则徐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蒋廷黻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是一个典型的晚清士大夫形象。他空谈而高调，只知抵御夷族的方法是“民心可用”，却提不出具体的、确切的措施;他自私自保，在广东目睹了西洋的利抢利炮，深知一味“剿夷”中国将没有出路，却不敢违背当时清议而牺牲自己名誉，勇敢提出改革主张。在蒋廷黻眼里，林则徐是矛盾而悲剧的。
二
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以天朝自居。中西间的贸易极为的少，起初西洋商人仅限于广州一口，买卖受时间限制，又不可随意出游，因而英国人采取了两次和平的交涉。可惜两次的外交都失败了，英国人碰了壁。后来他们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可以撬开中国的国门。这是无奈之举。随着吸食鸦片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级发觉这种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东西只会让国民堕落消沉，白银外流。于是就有了禁烟的呼声。
光绪帝对鸦片是最痛心的，对禁烟是最有决心的。统治阶级要求禁烟，其意志于是成了举国上下最主流的呼声。当然这样的一致呼声是表面的，因为相当多的人不这样看待鸦片的问题。禁烟是困难的，尤其是有外国人的干涉。而且广州地方官吏腐败严重，通商法令虽为严苛，外国人给了钱，官吏便会通融。若实行禁烟，则法令比原先更为严苛，于是官吏索贿力度会更大，其结果是烟没有禁，内外矛盾却愈发尖锐。这可以解释为何光绪虽然一上任便严申禁令，鸦片的进口量却不降反升。较为可行的方法是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出口，扭转当前的逆差局面防止白银外流。
可是士大夫阶级的顽疾之一便是缺乏大无畏的独立精神，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犯皇帝提出其他主张。在皇帝面前他们唱高调，逢迎附和：在私下里他们忧心忡忡，知道禁烟之不易。剿夷派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中抬头了。
林则徐被派往广州禁烟。他收缴了十三行全部的鸦片，当其他人以为他发了横财，不信他会真正禁烟之时，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了所有的鸦片。从中可以看得出他坦然无私，正直清廉。他是真的爱国的，希望中国可以抵御外夷的侵扰，从这一点应该肯定他的人格之伟大。可是他同时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一是没有去过西方。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在开眼之前他对西方没有了解，他幼稚的认为英国人作战实力有限，“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二是作为士大夫，他极力想保住自己的名誉而不敢与清议有所冲突，即使他慢慢觉悟了，也保持着缄默。他在广东搜集的资料，请人翻译的外国杂志由魏源整理成《海国图志》，却启蒙了邻国，带去了维新的动力。
三
销烟以后，英国的舰队终于向中国开来了。道光看到定海失守后怒了，于是剿夷派偃旗息鼓，抚夷派在统治者的意志下成了主流。林则徐这个时候被革职，抚夷派琦善上任。琦善也是知道中外实力相差悬殊，抚夷能缓和局势，防止进一步的冲突。但是士大夫不信他，也不信民族的未来。鸦片战争爆发，琦善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
林则徐被革职是他的幸运，却是民族的大不幸。以中国的战争设备，如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来对抗西人近代化的洋枪洋炮，其结果必是以卵击石，主剿的林则徐将看着中国的军队败在夷族脚下，他将代替琦善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现实是他逃过了“千古罪人”的骂名，十足幸运!而如果林则徐没有没革职呢?他将必然输掉鸦片战争，而他的战败将引起巨大的震动，震醒还在天朝睡梦中的国人，中国的维新变革或将提前几十年。事实是，不服输的士大夫们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奸臣误国，是琦善受英人之贿把他驱逐了。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国家日趋衰弱，士大夫却还在梦中继续沉睡。
《南京条约》签订后，仇外心理日益加剧。地方官吏因为条约的缘故私人利益受到打击;外人进入广州城使广州人感觉尊严受损;五口通商使得上海日盛一日，广州富商受其影响。再这样的背景下剿夷派又抬头了。徐广缙晋升两广总督，他写信问林则徐驱夷之法，而林则徐说“民心可用”。
“民心可用”，这是中国历史上被说滥的四个字。林则徐身上有着士大夫的空谈高调，他只知民心可用，却不知道民心如何用，况且民心固不可失，拯救中国却需内政外交的双重努力。他所寄予重望的民心在英法联军侵华之时毫无抵抗的力量。英法打进广州城，人民反而帮助他们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四
林则徐是如此矛盾而悲剧的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正气凛然，清廉正直。而他又如其他士大夫一样，被清议制约，重个人名誉过于重国家前途。他看清了中国的未来，却不敢牺牲自己，唤起其他人一同改革。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他之后，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