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感悟10篇大全
抗美援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战，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非常伟大的，而且这场战争能够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以下是小编汇总关于2023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感悟作文的相关内容，供大家参考!
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的伟大旗帜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在这场斗争中，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是我们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爱国主义成为他们英勇作战，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巨大精神动力，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成为全体志愿军将士的行动准则。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远离自己的国土家乡，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承担战争钢铁的压力，写下了一首首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祖国在我们的身后，人民在我们的身边。”对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深沉的爱，是志愿军官兵的精神支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涌现出30多万英雄模范人物和功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近6000个。他们是祖国的英雄儿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同时，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群众运动，人民群众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一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元，相当于购买3700架飞机的价款。
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物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自立与发展的基础。多少年来，我们的民族历尽艰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就在于我们有浓烈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气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不容侵犯，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信念。抗美援朝战争，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他们不畏强暴，英勇斗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以弱胜强，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不畏强暴、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形成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战争是生死搏斗，是血与火的较量。抗美援朝作战中，志愿军广大官兵发扬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谱写出一曲曲响彻云天的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在上甘岭战役中，敌军以6万余人、300余门大炮、175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向我两个连3.7平方公里的阵地攻击。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2米，岩石炸碎堆积起来的浮土有1米多厚。坚守部队在地面阵地和坑道与敌军反复争夺厮杀。
敌军付出伤亡和被俘2.5万人的沉重代价，我钢铁防线岿然不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视死如归，不怕牺牲。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杨根思坚守阵地，最后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孙占元双腿被打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邱少云任凭烈火烧身，严守潜伏纪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杨连第抢修大桥，定时炸弹爆炸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在追歼敌人的征途上，一把炒面一把雪;在坚守坑道的作战中，艰苦卓绝斗志盛。为了建立坚固防线，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坑道建设，全军构筑的坑道相当于在我国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挖出一条石质隧道;在反“绞杀战”中，各运输部队舍生忘死，建立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个火红的熔炉，培养了无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士，锤炼了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吉林省通化市，70岁的孙艳华被称为“红色文化活字典”，她不是抗美援朝的亲历者，却通过寻找、采访老兵，还原了许多抗美援朝期间的故事。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吹响抗美援朝的号角，作为志愿军开赴朝鲜的通道之一，通化地区全民动员保障前线是当时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70年过去了，那些健在的老兵、担架队员、民工，还有抢救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如今还生活在我们身边，但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我希望能找到他们，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孙艳华说。
，孙艳华因病提前退休，身体转好后，她投入到写作当中。在创作一部以老兵为题材的作品时，她结识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守陵的老兵徐振明。徐振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转业时主动选择到通化靖宇烈士陵园工作，为将军守陵。他退休后，儿子徐永军继承了这份工作，父子传承守护了杨靖宇英魂62年。
徐振明的事迹让孙艳华对老兵这一群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鸣。，在徐振明的建议下，出生于抗美援朝期间的孙艳华萌生了寻找抗美援朝老兵并记录那段历史的想法。“大多数老兵已经80多岁了，我急啊!”孙艳华说。
她向通化市委老干部局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干部局当即决定组建老干部报告团，任命她为负责人。孙艳华二话没说，拉着老伴，自费驾车，开启了“寻兵之旅”。
7年里，她找到了先后7次荣立战功的老兵刘德厚，采访到15岁上战场的老文化教员李润兰，记录下带领114名铁路工人，冒着敌机轰炸修铁路、排炸弹、救列车的“铁道卫士”高殿甲……
她以纪实作家为身份，先后采访了200多位参战老兵，整理出400多位老兵的资料，完成了老兵访谈《冰川血山》、老兵故事文集《血性碑》以及5部长篇小说。此外，她还与老伴胡堂林合作编辑了录入413位老兵战斗简历和图片的画册《军旗的荣光》，其中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占比近六成。
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寻兵”范围还扩大到当年的担架队员、铁路工人、民工、妇女干部和医务人员，用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加完整地还原了抗美援朝期间人民群众的真实面貌。
她和老伴将自己采集的资料、图片无偿捐献给通化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并亲自参与展馆筹建。她还动员老兵们捐献出战争中的老物件，让纪念馆的藏品更加全面真实地展现那段岁月，以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从6月开始，孙艳华协助通化多个部门策划开展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活动，并做了10场专题报告。她用一个个老兵真实的故事，讲述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战士们的保家卫国之举，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抗美援朝是红色历史的一部分，是志愿军老兵、老担架队员、老干部和老一辈人不能忘记的岁月，我要做的是真实反映那个时代的人和故事，把精神留住，传承下去。”孙艳华说。
关于中国抗美援朝，有人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历史表明：中国入朝参战对于新中国崛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概括说来，中国抗美援朝既教训了美国的骄横，也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1教训了美国的骄横
首先，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美国人放弃了他们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对斯大林的“承诺”。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
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彼时建立在中苏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的实力。
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步入板门店谈判会场。
朝鲜战场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虽然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中国还是被邀参加了有苏、美、英、法等大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1955年4月18～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中国被邀参加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中国被邀参加这两次会议，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都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不无关系。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不仅是道义——分别在1954年、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苏美比较，更有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收获”如何虚饰，但美国学者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还是直言不讳。
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于平壤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对这场战争有深入研究的贝文·亚历山大说得非常明白：“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的军队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历史学博士莫里斯·艾泽曼(Naurice Issermen)在《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America at War：Korean War)一书中说：朝鲜战争留给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教训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这场战争似乎证明了，通过坚决地使用美国军队力量，可以阻止共产党国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国军队打击的痛苦记忆成为一个有力的论据，反对美国介入未来可能在亚洲发生的地面战争。
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总统们抱怨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战争综合症”缚住了手脚，害怕美国军事的介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早在“越南战争综合症”出现之前，美国就曾经有过“朝鲜战争综合症”。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军队在大量坦克和猛烈炮火的支援下，迅速突破“三八线”并挥师南下，朝鲜战争就此爆发。
现在追究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____”，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南北双方都有武力统一的冲动，并且将其视为民族“内部冲突”。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统一进程和对外关系。由于美国军事介入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不仅使大陆“解放台湾”的计划从此搁浅，而且导致中美在朝鲜半岛展开一场殊死较量，中国被迫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朝鲜半岛爆发的这场战争，既影响到中国的和平建设，也妨碍了中国的最终统一，可以说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因而也绝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中国为何没有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中国又能不能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
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这既是美苏等大国的“战后安排”，同时又很快受到东西方冷战的影响，成为两个阵营斗争的“前哨阵地”。
在此背景下，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多次向斯大林寻求支持，要求在朝鲜半岛发动“统一战争”，但斯大林由于顾忌苏美直接对抗，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答复。
促使这种局面发生变化的有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公开宣称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在内的地区，不再是美国在亚太的“防御范围”;范文网二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联不得不放弃对大连、旅顺港的长期使用权。为了寻找替代旅顺港的太平洋出海口，斯大林把目光投向了朝鲜半岛的四个天然良港，即位于朝鲜的元山，韩国的仁川、釜山和济州岛。
考虑到苏美在朝鲜半岛直接对抗的风险降低，同时更重要的是苏联需要在朝鲜半岛开辟新的太平洋出海口，因而斯大林的态度有了根本改变，从不置可否转变为明确支持朝鲜发动“统一战争”。
斯大林态度的这种改变，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把原说好用于援助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大量武器装备，特别是海空军装备，转而给了朝鲜。苏联军援方向的如此变化，使朝鲜有了发动“统一战争”的本钱，却使中国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条件，中国领导人对此感到震惊和不解。
先等中国解决了台湾问题，实现了统一，然后再腾出手来帮助朝鲜。这种态度，斯大林和金日成都很清楚，但他们却背着中国改变了这种“顺序”。
尽管如此，中国在阻止朝鲜战争爆发的问题上，并非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起到重大作用。
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与中国“对表”是常态，无论军事行动还是政治、外交举措，中朝基本上都是强调步调一致，而朝鲜对中国的意见和决策也非常尊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后，朝鲜人民军经过收拢、补充和调整，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作战，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作战问题，开始提上议程。在作战指挥方面，不公开的组建了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中方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朝方由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副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任副司令员，统一协调和指挥中朝军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问题解决了，但中国和朝鲜还存在“时间差”，即朝鲜的时间比中国的北京时间要快一个小时，这对联合作战显然会带来很大影响。为此，中朝双方进行了协商。金日成的态度很明确：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作为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对表时间。TOP100范文排行在此之后，中朝军队在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开始实施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朝联军”。中国与朝鲜在作战指挥上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和政治外交斗争中同样是如此，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成为很正常的事情。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在打下汉城后，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此次战役。他的考虑是：我军连续作战，部队很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军需给养得不到补充，加之战线已经拉长到将近700公里，后方供应不上，因而无力再向前进攻。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看穿了新到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的诡计，认为对方败退并撤出汉城，是有计划地撤退，其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歼灭性打击，很可能找机会反扑，我们不能上当。然而，对于彭德怀的决定，苏联驻朝鲜大使、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大将却坚决反对，朝鲜领导人也感到很不理解。在与彭德怀会晤谈话时，拉佐瓦耶夫厉声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他坚持要中朝军队不停顿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美军赶出朝鲜。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拉佐瓦耶夫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彭德怀也将这种意见分歧向国内作了汇报。很快，斯大林有了答复，他在回电中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行动，都应听从彭德怀同志的指挥。随即，斯大林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并撤了他的职。在此情况下，朝鲜领导人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决定。时隔不久，李奇微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推出了他的“磁性战术”，工作总结范文在对中朝军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之后，由东到西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战场实践证明，彭德怀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朝鲜在这个重要关头与中方“对表”，也是非常必要的。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代，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2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关于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目前不为人们注意的还有，它最先撬动了苏联帝国的霸权基础。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进入了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改革的内容与19的沙俄军事失利暴露出的农业发展不足以继续支撑工业高速增长的问题相似，尽管程度上远轻于1905年的沙皇俄国，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也从农业开始。1950年，苏联提前9个月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产量达到新的高度，苏联生产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产量增长约50%左右。另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那里获得了赔偿，这有力地支持了苏联财政。
例如，在1947年，苏联3/4的进口来自东欧国家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据估计，价值达200亿美元以上。从1951年开始，第五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与其他五年计划一样，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领域，尤其是在航空、军工和原子能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尔加运河也已开通。但与此相反，支持苏联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却日益不堪负重，出现相对萎缩。
雅尔塔会议是美国(罗斯福)、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斯大林)三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
据统计，直至1953年苏联农业谷物产量仍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破坏的原因，在1940～1953年间，苏联1945年的谷物产量与1940年相比下跌50%，到1946年则进一步下跌至58%。
此后虽然谷物产量开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内跌幅达11%。1953年10月20日，呈报给赫鲁晓夫并标有“绝密”字样的“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对此有如下披露：“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16.849亿普特(编者注：俄罗斯重量单位，1普特约为16.38千克)。
此外，被列为收购计划的其他农产品数量折合粮食产量594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92.8%。去年同期收购粮食19.494亿普特，完成计划的99.5%。今年粮食收购减少了2.56亿普特。”
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1950年，农业在苏联整个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在总劳动人数中所占比例却高达54%。农业的萎缩导致苏联居民粮食消费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扬收到标有“绝密”字样的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的报告，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的苏联粮食消费数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和1940年的水平。
资料表明，从二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苏联支撑扩张政策的经济基础已出现萎缩。与之相随的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共谋并经过与丘吉尔在“百分比协定”中认可，最终通过苏联红军流血争得的庞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比如东欧和远东中国关外地区——建立之初就在其边缘地带出现松动。
苏联帝国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又为苏联战略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巴尔干半岛，即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执与冲突。
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编者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9月成立，1956年4月解散)。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斯拉夫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
苏联对南共的外交高压反倒说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已经无可奈何;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表明，苏联帝国边缘地带首次出现坍塌。尽管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不过是苏联在事后对这种坍塌事实的变相承认。
1953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的北京各界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会。
我们知道，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达成的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定”中规定在南斯拉夫各占50%，这实际上是丘吉尔对苏联和英国历史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极限和底线做出的评估结果。
这个结果大体也符合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而南苏冲突及其最终表现出的不和不分的结果也正好是丘吉尔、斯大林判断准确性的客观印证：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极限地带。
斯大林建立的苏联帝国发生的第二次松动，是在南苏冲突5年后。其松动地点恰好也是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也为苏联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中国东北。
“外蒙古”独立是斯大林落实《雅尔塔协定》并通过这个协定实现其将中国整个关外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战略的关键步骤。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第一条)规定“维持外蒙古现状”。这一条对苏联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是出于西伯利亚铁路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是苏联出于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战略需要。
“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整个中国北方的中间地带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进新疆和东进东三省，并对中国北京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一旦中国东北或新疆出现不利于苏联的事态，苏方就会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就曾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威胁。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外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变成了“死棋”。在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岸，而在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的“如来合掌”之中。
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态势陷入困境。
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
相反，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
1955年，就在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同一年，苏联宣布将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这表明苏联将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获得的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正式放弃。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发生于波兰、匈牙利和1968年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脱离苏联的运动。
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于60年代下半期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同年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苏联帝国，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出现了由表及里的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帝国的东欧部分松动与远东部分还是有区别的。与朝鲜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同，帝国的东欧部分的松动并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预下出现的。从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舆论谴责外，对东欧的上述事件基本采取1948年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一样的态度。
鉴于西方国家没有动摇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曾达成的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默契，并没有出兵对苏联军队进行直接阻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基于苏联帝国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松动。在这些变化中，处于苏联帝国国力极限最边缘地带的南斯拉夫最早脱离苏联的控制，而处于苏联国力极限之内的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则遭到失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撬动苏联帝国东欧部分松动的真正杠杆并不在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鲜战场;而造成苏联帝国在远东松动的地方并不在朝鲜战场，而是在中国东北。中国不仅将美国抵挡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利益。
这场战争的结局并没有改变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划分，而是与东欧一样改变了苏联帝国内部的控制结构：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转入中国手中。
换言之，1953年朝鲜战争使中国东北从苏联控制中脱离并转入中国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协定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的陆上出海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
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也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斯大林认定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将回转中国之手，只不过与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这样的结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请”下出现的，而且这时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尽头而无力回天。可以想象，从巴尔干南斯拉夫到中国东北脱离苏联控制的地缘政治变动，对以彼得大帝自喻、并刚将彼得大帝像请入自己办公室的斯大林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纠集“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此后，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既是从中国的安全出发，又是从拯救朝鲜于危难之际的需要考虑，也是着眼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体现出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丁伟说。
在残酷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
专家表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狂妄势头，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迫使对手签下停战协定，也为侵略者的行为划出了‘红线’，立起了守护和平的规矩。这条‘红线’就是：谁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这条用烈士鲜血划就的‘红线’，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影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邵志勇说。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尹正达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正义壮举，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援助，对中国、东北亚乃至全世界都具有深远影响。
他说，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气场，彻底粉碎了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和围堵遏制新中国的企图，维护了中国东北部边界的安全，确保了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战略格局的长期稳定。
“这场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打乱了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震慑了侵略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冲动，彰显了新中国这一维护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崛起，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尹正达说。
美国军队使用全部先进武器，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武器装备相当落后。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袁野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下取得战争胜利，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实现了“以战争求和平”的战略目标。
“中国人民敢于出兵朝鲜、敢于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交手、敢于和‘联合国军’抗衡，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坚强力量。这在当时对广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是巨大的鼓舞，极大增强了他们捍卫自己发展道路的坚强决心。”袁野说。
抗美援朝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中国人民支持朝鲜人民抵抗美国侵略朝鲜的群众运动。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在朝鲜爆发。美国立即出兵干涉其内政。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随海陆空三军于1950年10月19日越过中朝边境，协助朝鲜对抗美军。战争持续了两年零九个月零八天，停战协定于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生效。
那是什么样的抗日战争史？在装备极其落后、后勤资源薄弱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抵抗一支现代化的美军，以至于美军不得不宣布停战？当时，中国士兵没有防弹背心，接受过“斯巴达”训练，也没有强大的hk53和m16a2卡宾枪火力支援，有时甚至三天三夜没有食物。但他们仍然依靠自己顽强的信念和战斗意志，充满了对新中国数亿人民负责的精神力量，使中国军人在世界上赢得尊严和生存。
著名军事战略家、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对中国的影响发表如下评论
“抗美援朝战争是结束中国近代史的战争。它不仅发挥了新中国的国力和军力，也扫除了近代史上中国屡遭西方列强击败的耻辱纪录。”
美国作家莫里斯·埃泽曼在《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中提到，“穿着布希棉布军服的中国士兵在这件事上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士兵；他们居然能在夜色的掩护下秘密潜入敌方阵地，真是不可思议。”
中国军队的装备虽然落后，但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抓住敌人的弱点，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能在战役中取得胜利。在这次战役中，许多英雄英勇牺牲，
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26岁时放弃自救，英勇牺牲，因为美军燃烧弹落在邱少云潜伏期附近，火势蔓延全身。
在战斗中，孙占玲用三发子弹摧毁了敌人的阵地，并被敌人的强烈意志杀死
特殊战斗英雄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进攻部队被机枪火力压制，身体多处受伤。他突然面对敌人的枪口，挺起胸膛，冲上去堵住敌人的机枪口。他用生命为军队开辟了一条胜利前进的道路。
“我宁死也不战败”，仍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军人为抗美援朝英勇献身。他们的精神使敌人肃然起敬，使我们这一代人感到骄傲。
这段战争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催化剂，使那些觊觎中国领土的国家不再敢肆意侵略。
1950年6月，朝鲜爆发战争，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彭德怀率兵赴朝鲜，将美军赶回“三八线”。
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所敬佩，他们百折不挠，不辱使命。面对新中国刚刚成立，综合国力十分贫乏，敌我兵力悬殊较大的情况下，以高超的战略眼光，过人的胆识魄力，英明的决策指挥，做出了一个个伟大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重重困难，英勇顽强作战，创造了中国人民对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人物事迹和战斗精神凝聚成一个时代的符号，启发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奋斗。
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牢记历史，勿忘先烈，将抗战精神好好传承下去。今后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遇到困难时都应该不放弃，把 “我不会”变成“我可以学”，把 “我不敢”变成“我一定行”，立足本职岗位，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正是中国人民按照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准备大张旗鼓地抓建设、恢复国民经济之时。战争头8个月，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吃紧，但中共中央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确立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制定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组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工作，国民经济不但没有被战争拖垮，反而奇迹般地实现了全面恢复。
1951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国家财政第一次出现了节余。到1952年底时，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提前完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级人民政权把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有机融合，“三套锣鼓一起敲”，并全力加速剿匪斗争的进程。到1953年底，各项工作普遍完成，各条战线凯歌高奏。
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权在人民中确立起崇高的威信，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拥有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系。中国人民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更加高昂的热忱投入到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中。
抗美援朝战争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为奠定新中国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坚实支撑，进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铭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建立的丰功伟绩，凝聚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胜利的精神意志，也镌刻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立足世界的时代坐标。
70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与军队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历经近3年时间，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战争。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历史如同永恒的坐标，给人启迪和指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7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抗美援朝精神的弥足珍贵。从今天起，解放军报推出“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英模部队巡礼”“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共和国不会忘记”专栏，集中反映广大官兵尤其是参战部队官兵自觉把抗美援朝精神转化为投身强军兴军实践的良好风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西北大漠，第74集团军某旅演训场战炮列阵，蓄势待发。演习开始前，该旅“志愿军战歌连”举行了一场庄重的宣誓仪式。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曾是我连连歌，它凝聚了我连‘铁心向党、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我们不仅要传承好，更要践行好!”指导员伍琦话音刚落，雄浑的歌声在大漠唱响，官兵血脉偾张，吼声震天。
战歌穿越时空，回到70年前的鸭绿江畔。1950年，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出发前，该连时任指导员麻扶摇连夜写下了一首激情澎湃的诗歌：“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
这首诗歌经新华社记者陈伯坚修改后公开发表，由音乐家周巍峙谱曲，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战歌响起，如同一枚枚投放在战场上的“精神导弹”，激励着无数志愿军将士不怕牺牲、一往无前。
70年来，每逢重大任务，连队雷打不动举行宣誓仪式颂唱战歌，一代代官兵在战歌和誓词的激励下，一次次向新的“高地”发起冲锋。
初，部队调整改革，士官陈俊光刚在原驻地买房安家，就接到移防命令。面对困难，他在决心书中写到：“坚决听党指挥，党让去哪就去哪!”
伍琦告诉记者，这些年来，连队坚持以抗美援朝战斗故事和战斗歌曲为精神养料，把它们的时代背景、精神实质梳理好、讲述好、传承好，汇聚起投身改革强军的磅礴力量。
“我们是志愿军就该打头阵、打硬仗!”新式火箭炮列装不久，连队官兵就驾驭新装备远赴戈壁大漠展开实弹射击演练。连长李勇主动请缨，代表全连把最艰巨的任务争了过来——探索新装备在特殊地域的新打法。
一受领任务，连队干部就带着各炮班骨干提前进驻戈壁腹地，实地展开探索研究，相继攻克沙土地发射阵地构设、沙砾地药温控制、大风天候影响等难题。
在战歌精神的感召下，全连官兵铆足了劲攻坚克难，争相为连旗添彩、为连歌增威。新装备列装仅半年，连队不仅顺利通过实弹射击检验，还以最高命中率，获得全旅总成绩第一名，被评为“神炮连”。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凭借这股凝心聚力、气势如虹的劲头，官兵把一项项荣誉捧回连队。自20以来，连队连续3年荣立集体二等功，连续3年被战区陆军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和军事训练一级单位，去年被集团军表彰为“刀尖子连队”。
战歌响彻练兵场，荣誉写在战旗上。“志愿军战歌连”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采访期间，记者从连队官兵身上感受最为深刻的，就是他们“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执着和渴望，因为他们从那段苦难辉煌的记忆里深深读懂：和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强大的国防和军队是止战的盾、和平的剑。